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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段時間以來，愛國的熱情在升溫，反思也在深入。日前央視《新聞1+1》報道稱，“他（李建利）只是一個普通的公民，他只是駕駛了一輛日系品牌轎車，一把U型鋼鎖砸穿了他的顱骨，也砸出了一個我們不得不深思的現實”。為了緝拿兇手，西安市公安局發(fā)布了有重大作案嫌疑的男子照片，并向市民有獎征集線索。但是，案發(fā)11天，該名男子還是沒有任何消息。白巖松大呼，犯罪與愛國一點兒關系都沒有！
如今是個法治社會，欺負任何人逾越了法律的界限，任何理由都不行。即使以愛國之名。戾氣換了一副馬甲還是戾氣，犯罪換了句口號依然是犯罪。車禍撞人不是救人而是揮刀相殘，藥家鑫殺人是戾氣的積聚；一語不合不是辯論而是拳頭相向，韓德強打老者同樣也是戾氣的發(fā)泄。如果我們不反省，不能區(qū)別愛國和犯罪的根本區(qū)別，那么這種戾氣的彌漫將是禍國之源。
照著暴徒的邏輯推理，那么奴隸主可以說：我殺的不是人，而是會說話的工具；蓋世太保：我處理的不是人，而是猶太狗；三K黨：我干掉的不是人，而是黑鬼；紅衛(wèi)兵小將：我踏倒的不是人，而是牛鬼蛇神，是叛徒內奸工賊反革命臭老九；性變態(tài)連環(huán)殺手：我清除的不是女人，而是垃圾；韓德強當然有理由說：我打的不是老人，而是漢奸！
放眼來看，戾氣借助愛國游行也來了一次大游行。無論是網絡上、電視上、還是報紙上，“發(fā)飆”、“暴打”、“對罵”、“斗毆”、“打砸”等等詞匯的出現頻率在升高，愛國游行不幸成為了一個出口。戾氣就是一種殘忍、凡事要做得狠、偏向走極端的心理或風氣。在集體行動中，戾氣更容易被放大。正如集體心理學的研究表明，當公眾集會群情激昂時智商往往等于13歲，如果不加規(guī)束和引導，那么就如梁啟超所說，譬之小兒授之以利刃，不是自我傷害就是傷害別人。
這就提出兩個問題：一是我們的地方政府如何應對在前，對群眾的愛國熱情善加引導，訴諸一套科學的預案為理性愛國加分；二是司法部門如何對罪犯加大打擊力度，對哄搶勞力士、打砸汽車超市的犯罪分子及時剔除出隊伍，繩之以法。
有游行者事后痛悔沒有反擊暴徒，這種反思難能可貴，但是“以暴易暴”也不是解決之道。而只有文明和法治才是對付戾氣、擊敗暴徒最好的武器。
